近日，《公益时报》刊发文章“刘友宾：气候变化不应只看国际谈判，更需要民间实践和基层智慧”。

前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生态环境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认为，有效的环境治理与气候行动必须实现 “上下结合” 。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更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民间智慧与社会参与。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微观实践，将民间智慧提炼为可推广的经验，并在发展中培育社会资本与生态意识。最终，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不仅存在于技术与指标中，更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日常实践中。这标志着中国环保事业从“求生”到“求好”、从“治标”到“治本”、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共治” 的深刻进化。

刘友宾：

气候变化不应只看国际谈判，更需要民间实践和基层智慧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环保议题主要以事故、污染和突发事件的形式进入公共视野。前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刘友宾，正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亲历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刘友宾从文学转入环境新闻领域，成为一名环境记者，亲身经历淮河流域污染、松花江水污染等重大环境事件。在雾霾问题最受关注的时期，他担任生态环境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强调信息公开，鼓励记者提出尖锐问题。如今，他已从行政岗位退下，更多以观察者和讲述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

1月26日，在由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合一绿”)主办、万科公益基金会等机构支持的“有感而动”气候融合调研报告(2025)与“向往的社区”纪录片发布会上，刘友宾受邀出席。

他并没有从宏大的减排目标或技术路径谈起，而是回溯环保议题在中国的演变轨迹：它曾长期依赖事故和危机进入公共讨论，而如今正被要求嵌入日常生活的治理。“可持续社区”诞生于这一转向中。社区从被动承载环境风险的空间，转变为环境治理必须正面回应的现实单元。因此在这场论坛中，“社区和公益组织究竟能做什么”，成为反复被提及的核心问题。

会后，合一绿专访拥有三十余年环保实践经验、横跨媒体、出版与政府体系的刘友宾，从历史演变与现实观察出发，厘清“可持续社区”这一正在被频繁使用、却尚未形成清晰共识的概念。

合一绿：中国环保NGO在早期主要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年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刘友宾：中国早期环保NGO起到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他们主要通过呼吁与呐喊，将严峻的环境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引发舆论关注。比如霍岱珊辞去公职拍摄淮河污染影像，就是那个时代环保志愿者以激情推动政府行动的缩影。这些年来，环保NGO经历了从“表达诉求”到“参与治理”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变既源于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也得益于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如今，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社会组织纳入治理体系，形成了互补合作的关系。尤其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标志着它们正式从单纯的“倡议者”转变为具有制度参与权的治理主体，成为现代生态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合一绿：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极具专业门槛的领域，为什么如此强调民间经验的重要性?

刘友宾：在气候变化的巨浪下，基层民众往往是第一感应者。相比于“全球变暖”或“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宏大且带有学术色彩的概念，基层的表达往往更直接、更具痛感，比如农民会说“季节变了”或者“二十四节气不准了”。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直观感受，才是最真实、最能击中人心的环境叙事。因此，我们的环境保护和气候传播必须深入一线，去挖掘那些深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地方智慧。实际上，无论是适应气候变化还是缓解潜在风险，基层群众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内生的实践经验。这些源自民间的生态保护案例，往往更具生命力。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基层民众不仅是环境改善的参与者，更是气候风险最直接的承受者和受害者。重视民间经验，不仅是为了寻求治理方案，更是为了给予这些脆弱群体应有的倾听、共情与制度支持。

合一绿：今天有哪些环保或气候议题是过去鲜少提及，但现在已跃升为核心挑战的新问题?

刘友宾：这种变化非常深刻，我们可以从环境新闻关键词的更替中洞察到这种治理重心的转型。如果回看十年前，舆论的焦点几乎被雾霾、黑臭水体等重污染事件占据;但观察近年的关键词，“绿色转型”“新能源”以及“生物多样性”已稳居前列，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治理”则明显后移。这一对比直观地反映出，中国环境治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环境问题不再被视为孤立的污染公害，而是与经济结构、社会发展及生活方式深度交织的系统命题。这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尽快消除污染”转向“系统推进绿色转型”和“建设美丽蓝天、美丽社区”。但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因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新挑战，往往以更隐蔽、更长期的方式影响人类生存。所以，环境治理必须在议题升级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既要巩固存量成果防止波动，也要在持续改善中，以更系统的眼光去应对这些不断涌现的复杂挑战。

合一绿：相对于直观的污染防治，气候变化常被认为离生活很远，这种认知反差该如何化解?

刘友宾：与传统污染治理的“即时可见”不同，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是隐蔽且深远的，这极易让公众认为“与己无关”。这就对环境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环境宣传必须与时俱进，从过去强调污染危害，转向系统普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知识，解释极端天气等现象与个人生活的关联，明确个体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关键在于促成道德自觉和行为自觉，使环保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近年来，环保逐渐与品质、审美和时尚相连，从社区环境选择、出行方式，到年轻人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同，再到观鸟从“捕猎式利用”转向“观赏式共存”的态度转变。环保从一项外在要求，逐步内化为价值取向和生活审美，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合一绿：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下，环保议题似乎面临关注度下滑的挑战，如何看待这种舆论场中的起伏?

刘友宾：环境议题在舆论场中的热度波动，是由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随着环境持续改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公众注意力会自然向就业、民生等紧迫议题偏移，导致环境话题在感知上被边缘化;同时，少数国家在环保上开倒车的做法，也压缩了气候治理的公共讨论空间。加上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冲击，传统的环保叙事确实显得有些乏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和气候变化传播要走出“淡季”，关键在于视野的转换，即重新走向民间。但有一点需注意，我们不是以悲情或居高临下的视角去书写基层的“困境”，而应学会以平视、甚至仰视的方式，去发掘普通公众身上的智慧。无论是扎根社区的微小行动、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还是碳中和背景下的跨界实践，民间其实蕴藏着大量极具生命力的环境故事。这种叙事重心的下移，不仅能让环保议题重回公众视野，更是环境新闻持续保持生命力和共鸣感的源泉。

「文章来源于公益时报，本文有删减；

文章作者郭若梅为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项目传播研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