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总结百年辉煌历程与新时代重大成就及历史经验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事业发展的精神状态，更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品格和历史使命感。历史主动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理性基础、意志要素、情感支撑、实践品格等多方面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强烈的历史担当、坚定的人民立场、伟大的历史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自觉遵循，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具有深厚的生成逻辑：从历史逻辑看，它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传承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优秀基因；从理论逻辑看，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坚信这是掌握历史主动的“真经”；从实践逻辑看，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革命实践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并体现出鲜明的方法论特质。深刻把握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特质，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真理与道义相交融中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演进
科学的理论与自觉的实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为实践活动提供指导和方向。实践作为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性活动，其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世界的能动认识和改造。这种认识和改造实践不是盲目地进行，而是与一定的目的、意识和计划，即“实践理念”紧密相连。“实践理念”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程度，直接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成效。人们不断对“实践理念”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总结，并逐渐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具有根本性地位，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主题的转换推动理论主题的转换，为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赋予理论发展以新的内容。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把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事实的确如此。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各种救国方案轮番上阵，却均以失败告终。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科学的革命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完成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毛泽东等人所接受并坚定信仰，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是科学与信仰的统一，体现了真理与道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道义指引。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属性：其真理属性（唯物史观）科学解释了近代中国的危机根源，而其道义属性（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则为救亡图存赋予了价值正当性。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与道义的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基因，更凭借其为劳苦大众谋福祉的强大道义感召力，驱散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迷雾，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青年毛泽东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正是早期先进分子通过真理认同确立道义信仰，进而生成历史主动精神的缩影。正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一旦确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越是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人信仰越是坚定。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改造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抑或未来美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就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一个不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必定是假的共产党，只是徒有虚名的“共产党”。毛泽东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上，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毕生的追求。
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运动蔚然成风，席卷全球，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旧中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建党先驱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理论视野，更以“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精神理念，打破“无声的中国”的精神枷锁，激活了鲁迅所言的“沉默的灵魂”，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活力。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迅速从各种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一辉煌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其作为党内“共同语言”和行动指南，确保了党的理论先进性和实践正确性。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以其卓越的智慧，巧妙地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伟大转变。
总之，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其核心在于坚定不移的理论自信。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理论自信、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力量源泉，正在于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就必须从近代中国历经的沧桑巨变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中探寻答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而其价值性，则赋予了党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动员群众共同奋斗。二者的有机交融，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既体现为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和深刻把握，又表现为对人民利益的主动担当和积极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状态，奋勇前行，坚决改变了被外来势力任意宰割的历史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坚定成熟，什么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将理论自信深深植根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坚定信念之中，并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华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使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得到极大增强，使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得到极大增强，彰显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强大力量。
二、规律性与能动性相统一：唯物史观事实与价值双尺度下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探索
唯物史观既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又重视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唯物史观的客观规律性体现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科学认知，而主体能动性则表现为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建设推动历史变革的实践能力。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彰显了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特质。
一方面，从事实尺度出发，唯物史观明确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毛泽东并未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这一理论，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当作“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精准把握，对中国革命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全面剖析，从而清晰地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通过辩证地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与中国革命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卓越智慧。
另一方面，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的同时，毛泽东还极为重视人的主体性力量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中的关键作用。他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并非仅仅停留在被动顺应的层面，而是通过阶级分析、群众动员等一系列主动实践活动，将对规律的认知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主客观统一”历史辩证法性质的误解，着重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至关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们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主张，“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必然要求将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紧密结合起来：其一，必须严格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确保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二，必须充分发挥阶级动员的主体力量，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理论的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
把握历史主动，是中国��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重要特质与内在要求。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从建党初期的艰难探索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把握规律中主动求变，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然而，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并非一帆风顺，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条件等。中国革命因其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毛泽东曾坦言，幼年时期的党因不了解中国革命特殊性而屡遭挫折，这正是主客观脱节所付出的代价。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开展了整风运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党发挥历史主动的主体力量。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党内长期存在并对中国革命危害甚深的主观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破除了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他强调，要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不仅要学习外国革命史，还要认真研究中国革命史；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熟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整风运动通过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不仅深化了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知，还重塑了党员的主体能动性。陈云指出，整风运动使共产党人“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转变正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缩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于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而解决实际问题则需要主体能动性的创造性发挥。作为整风运动的成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通过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既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知，如敌我力量对比、农村革命根据地必要性等，又明确了掌握规律、主动变革的实践方向。张闻天评价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分说明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特质——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又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
历史有其发展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消极被动的。人可以发现、掌握并利用规律，进而能动地改造世界、创造世界。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做“弄潮儿”与时代同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他们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既以科学态度剖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又以革命家的能动性重塑历史进程，开创出一条掌握历史主动的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战略判断，既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的价值指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战略主动，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这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为应对这一历史性变化，党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主体性力量的充分发挥，彰显了社会活动是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三、目的性与手段性相统一：党与人民群众互动共生视域下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种神秘“观念”创造的，而是“群众的活动”，是“行动着的群众”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发挥着作用，但任何个体的意志都不能孤立地实现，而是必须与其他人的意志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一个历史的合力。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阐明，正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推动着人们自觉、自主、自为地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这种共同意志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汇聚了无数个体的力量，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洪流。然而，群众意志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力量，其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化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这需要先进政党的组织与引领，将分散的群众诉求整合起来，升华为具有明确历史方向性的革命合力。先进政党能够洞察历史发展的趋势，提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纲领和战略目标，引导人民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实践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他通过党与人民群众互动共生的辩证法，将“自发的个体”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完成了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持续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因而他们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同时，他们也是价值享有的主体，理应享受到自己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并始终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强调民众的力量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动力。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号召民众起来掌握国家的命运，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路线的精髓在于将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通过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使党的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践智慧与历史选择，本质上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旦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群众根基，就会丧失作为历史主体的合法性基础和实践效能。毛泽东在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中，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既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目标，又构建了群众路线的实践方法。他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彰显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理念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大会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教育”“人民医院”等标识性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执政理念。
唯物史观不仅把人民群众的解放作为历史进步的终极指向，还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根本作用。这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双重属性，即作为价值目的和实践手段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实现人民解放的政治工具和组织群众实践的领导力量，其先进性正源于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性，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也通过党的政治引领得以充分彰显。毛泽东用鱼和水、种子和土地的关系来比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党与人民群众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强调必须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种信任不仅是对群众能力的充分认可，更是对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深刻尊重。它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也是党能够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历史运动的真正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它能够真正启发和动员人民群众，唤起他们的自觉意识，使他们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需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先锋队组织的引领作用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人民群众历史使命的领导者，既确保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又提供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这种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伟业。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凝聚成万众一心、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团结和力量正是源于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利益。毛泽东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养分，善于把“群众教给我们的”升华为科学理论。这种目的性与手段性相结合的方法论特质，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息息相关，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被激发的历史，也是一部党不断为民造福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更加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将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正是群众路线在当代的创新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执政之问，揭示了一个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政治密码。历史主动精神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要体现在自觉转化为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实际行动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构建制度化的群众参与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实践智慧。这种实践逻辑深刻体现了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人民既是发展的价值旨归，又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又是发展成果的享有主体。
四、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世界历史规律与民族具体实践互构中历史主动精神的能动展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扩大，世界各国各地域原有的狭隘的地域性存在和封闭的彼此隔绝状态被打破了，进而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转变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驾驭世界市场的能力，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同时也孕育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因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其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并未要求各民族简单地“复制”既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模式。他强调，各民族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实践，来实现普遍性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既遵循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规律，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独创性的实践重塑了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世界历史理念。他强调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而“实际”涵盖了时代、时局、时势等多个维度，这就需要具有世界历史的战略眼光。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就形成了反映世界整体格局、各国具体国情、全体人民愿望、不同社会制度等因素交互作用所呈现的时代主题。只有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才能把握历史主动。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便展现出超越地域局限的全球意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到中国以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并且能够清楚透彻地分析其中的道理，“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他在新民学会时期就提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这一认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升华为理论自觉，他指出，十月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革命由此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自觉将中国革命融入世界革命，并根据中国国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理论自觉的深刻性在于，他并没有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从属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被动跟随或模仿。相反，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这一道路不仅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道路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普遍性的启示，即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还彰显在通过中国实践改写世界历史的壮阔进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深刻洞察到，中国已与世界紧密相连，中日战争已成为世界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此，他强调，这一事实必须成为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发展需求的战略和策略的根本立足点。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历史自觉和深远的战略智慧，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创造性地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历史叙事中。这种全球视野下的战略抉择绝非被动应战，而是通过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创新举措，实现了国内政治格局的深刻重塑与国际战略地位的显著提升。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领域的领导核心地位，更使中国战场成为牵制日军主力、改变二战战略态势的关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深度融合，通过“一化三改”的战略部署，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转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石。这一历史进程生动展现了世界历史规律与民族发展道路的创造性结合，不仅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更在普遍性层面有力验证了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从世界历史的宏阔维度审视，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其一，通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科技体系，有效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深刻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其二，以独特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颖选择，有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其三，通过扫除文盲、改善民生、稳定物价等一系列社会建设举措，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人本发展范式。这些成就充分印证了毛泽东的豪言壮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通过自主探索，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既遵循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总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工具，他既批判了“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倾向，又反对“闭关锁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共同性，但其表现形式应多样化，要体现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一方法论传统，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历史经验的根源。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始终在深入思考并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这些关乎民族与世界命运的重大历史与现实课题。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旨归与“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融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自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宏大格局和宽广胸怀。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超越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注本民族的发展进步，更致力于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世界秩序。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持胸怀天下，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些成就和变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既涵盖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使党能顺应历史潮流，精准把握时代脉搏；又体现为对理想信念的坚毅追求，使党在风雨历程中坚守信仰，矢志不渝；既蕴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勇气概，彰显党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的革命情怀；又展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奋进姿态，凸显党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实践精神；既表现为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使党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又蕴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党指明前行方向和目标。总而言之，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坚守初心使命、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亦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驱动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诸多复杂风险挑战和矛盾问题。为有效防范和应对这些风险与挑战、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必须充分挖掘毛泽东关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宝藏，深刻领悟其思想意蕴和方法论特质，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规律性与能动性相统一、目的性与手段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增强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
（作者：彭冰冰，博士，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来源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