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全球变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2024年全球气温平均值首次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水平高出1.55℃(±0.13℃)。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给人类生命财产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损失。全球气候行动步履维艰、部分国家能源政策倒退、绿色贸易壁垒增加、气候治理陷入僵局等挑战交织，给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严峻考验，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面对当前紧迫形势，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亟须凝聚共识，破除贸易壁垒，深化绿色合作，共同推动低碳转型，使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在发展中推进实现气候目标。
一、部分国家能源政策的转向加大全球减排压力
美国大规模重启化石能源。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即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承诺“解放美国能源”，简化监管审核流程，扩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规模，加快能源项目建设。同时，撤销购车补贴、研发支持等电动车领域的相关优惠政策，结束“绿色新政”，支持传统汽车工业发展。美国能源政策变化促使能源企业调整投资方向，加大了对传统化石燃料项目的投资力度，减少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美国能源政策转向将导致美国清洁能源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等引起的增长的电力需求呈现高碳特征，显著加大全球减排压力。美国能源部预测，从2023年开始，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不含加密货币）每年增长13%-27%，到2028年将达到3250亿—5800亿千瓦时，占美国总电力需求的6.7%-12%。
部分国家和地区担忧经济下行，放缓能源转型步伐。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气候政策之间重新权衡，将降低工业成本与保障能源安全置于优先位置。例如，尽管欧盟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目标和行动措施持续推动绿色转型，但减排要求推高了能源使用成本，加剧了工业运行压力和制造业困境。欧盟内部对于2040年减排目标仍有分歧。日本、韩国以氢、氨燃料混烧技术延续化石燃料发电模式，延长煤电设施使用寿命，进一步放缓能源转型进程（GEM，2025）。化石能源投资下降趋势出现逆转。2024年，资产规模排名全球前65位的银行向化石能源企业提供的融资较2023年增加了1620亿美元，总额达到8690亿美元，显著逆转了此前的削减趋势，违背了大型银行的气候承诺（BOCC，2025）。
二、贸易保护与关税壁垒阻碍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严重阻碍绿色技术和产品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对加速全球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2024年，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贸易额约为2000亿美元，占其全球市场价值的近30%（IEA，2025）。与化石燃料贸易相比，清洁能源技术贸易能够形成更长效的能源资产，一艘满载太阳能光伏组件的集装箱船，其所载设备的发电量相当于 50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或100艘大型煤运输船所载燃料的发电量。然而，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呈抬头之势，一些主要经济体逐步加高贸易壁垒，阻碍清洁能源技术与相关产品的贸易。美国新一届政府进一步加征关税可能使美国太阳能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和电池的生产成本上升40%，并将进一步推高全球清洁能源利用成本。当前，可再生能源系统及其组件的平均关税水平是化石燃料的2倍以上，如对太阳能光伏组件征收100%的关税，将抵消过去5年技术成本下降带来的收益（IEA，2024）。
绿色产业脱钩断链风险影响清洁能源转型的效率和进度。近年来，针对电池、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电解槽的贸易政策数量持续增加，到2024年累计已超200项。2020年以来，约40%的政策变动涉及关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措施，旨在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链本土化。虽然出台这些政策时考虑到了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因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新能源产业链趋于分散化和碎片化，降低了整体生产效率。若各国过度依赖本土化政策，将导致产能重复建设和规模经济效应减弱，推高清洁技术部署成本，拖累电池、太阳能光伏等关键领域技术进步速度，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时间可能因此推迟10年或更久（IEA，2024）。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缺口增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力度不足。据联合国气候资金独立高级别专家组（IHLEG）测算，到2030年，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每年需要约2.44万亿美元以满足气候和发展需求，其中至少1万亿美元应来自外部资金，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3万亿美元。目前，外部资金缺口高达8500亿美元；其中，私营资金缺口为现有水平的15-18倍，多边开发银行资金缺口为现有水平的3-3.8倍，双边资金缺口为现有水平的2-2.5倍。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达成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NCQG），即到2035年由发达国家牵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并呼吁通过多元渠道将全球气候融资总规模扩大至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但部分国家并未完成承诺。
气候资金分配持续失衡。一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气候资金仍然有限。2016-2022年，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从585亿美元增长至1159亿美元，其中流向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资金占比最高，2022年占比为40.1%；流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资金占比为29.8%；流向低收入国家的资金占比仅为9.6%。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私营部门动员资金的占比分别为7%和9%，远低于全部发展中国家18%的平均水平（OECD，2024）。二是气候适应领域资金投入不足。发达国家提供的公共气候资金中，贷款占69%，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非优惠性贷款，对短期收益不明显的气候适应项目支持意愿较低。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有限的气候资金中，65%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25%用于气候适应。全球气候适应性融资从2018年的35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760亿美元，但当前资金规模仍远低于实际需求。2024-2030年，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每年就需要气候适应资金2120亿美元，2031-2050年则上升至每年2390亿美元。考虑到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部分国家不作为导致的成本上升，这一估算值很可能远低于真实需求（CPI，2024）。
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来一系列影响
显著增加全球减排赤字。2021年，根据《巴黎协定》，美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52%，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此后出台《通胀削减法案》等多项气候政策。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再履行前期气候承诺。根据2024年3月欧洲研究机构Carbon Brief的预测，美国新的政策将导致其到2030年累计增加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量（相当于欧盟和日本年度碳排放量总和或全球后140名碳排放量国家年度碳排放量总和），对全球气候造成价值超90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大概率也会违背其全球气候承诺，到203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预计只比2005年下降28%，远低于50%-52%的目标，可能导致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愿望落空。
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影响国际气候合作信心。2015年，中美两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前达成气候协议，为《巴黎协定》中以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为基础的新减排模式提供了重要政治支持。作为《巴黎协定》曾经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美国再度退出该协定、放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各国合作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信心。受美国影响，一些国家气候行动紧迫感下降，对减排的承诺履行出现停滞。例如，阿根廷政府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撤回了谈判代表，并开始考虑退出《巴黎协定》。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在美国等碳排放大国不履行减排义务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有失公平。
减少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影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应持续带头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并延续至2025年。2021-2022财年，美国提供气候资金约73亿美元，动员私营资金107亿美元，使得2022年发达国家首次兑现气候资金承诺。2024年11月，美国宣布已经实现“到2024年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度公共气候融资增加到每年110亿美元”的承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将被取消，导致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资金缺口显著增加。同时，原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如清洁能源投资加速器（Clean Energy Investment Accelerator）、清洁技术和贸易伙伴关系倡议（Clean Technology and Trade Partnership Initiative）、森林数据伙伴关系（Forest Data Partnership）、《巴黎协定》透明度加速器（Paris Agreement Transparency Accelerator）等也将取消。美国不再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的承诺，将扩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缺口，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能力，并可能迟滞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更大挑战。
本文摘自《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新挑战》，全文见《中国经济报告》2026年第10期。